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

柳文|作業二|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愈膏肓疾賦

2. 子厚為何寫信給太學生?他以此次事件與李元禮、嵇叔夜傳所記相比,是否恰切?又,韓、柳對陽城之評價有無不同?對此次太學事件的反應有無不同?(請參看〈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韓愈〈爭臣論〉、〈子產不毀鄉校頌〉、〈太學生何蕃傳〉、《順宗實錄》卷四)

        柳宗元因為太學生聲援陽城由諫議大夫被貶為道州刺史之事感到欣慰,而寫下〈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二文以勉勵諸太學生。其中由子厚謂:「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又以李元禮、嵇叔夜二人之事比之,及「觀其(嵇康)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乃今日聞而睹之,誠諸生見賜甚盛。」可看出子厚對於此事之嘉許。

        子厚將陽城比為李元禮,暗指陽城能如李元禮為「天下模楷」而領「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嵇叔夜比之則暗諷當朝如晉室,而陽城如嵇康受政治迫害,「道諸生愛慕楊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柳宗元〈與太學諸生書〉)之事則如「太學生三千人請(嵇康)以為師」(《晉書》)。就事件的模式而言,陽城遭貶所引起的反應、陽城受太學生喜愛/重視的程度的確和嵇康、李元禮極為相似;且據史傳所載,陽城的確是個「有德者」,然而陽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是否真如嵇康,從現代的角度看起來似乎仍有待商榷。

        從柳宗元的兩篇文章中可看出子厚對於陽城積極、正面的評價如「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並容善偽,來者不拒。」、「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茍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墮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等,皆是極正面的評價。

        然而在上列韓愈文章中,唯一一篇針對陽城而寫的文章卻與子厚對陽城之評價相去甚遠。韓愈在〈爭臣論〉中明白表示陽城「居其位而無所言」之不合宜,似乎頗有負評。然而這只是歷史的一個片段,韓愈在文末說道:「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乎哉?」是其對於陽城仍有所期許,而指出個人之缺失罷了。文後林少穎注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此說甚是精確地提醒讀者要更全面的看待此文,不宜以偏概全。

        其餘篇章〈子產不毀鄉校頌〉、〈太學生何蕃傳〉、《順宗實錄》中,雖未正面寫對陽城的評價,卻可從旁發現韓愈對其施政教化的肯定,如〈子產不毀鄉校頌〉,韓愈暗以「追懷先人」暗諷當朝主事者不能任用賢相是「有君無臣」、「下塞上聾,邦其傾矣」。當中對於「鄉校不毀」的肯定暗指朝廷不能聽取太學生對於陽城遭貶的不滿,是韓愈間接對陽城的肯定。〈太學生何蕃傳〉亦是藉稱美何蕃批判朝政,而何蕃曾是帶頭向朝廷表達希望留下陽城的太學生。《順宗實錄》則記載了陽城如何上書朝廷力挺陸贄,並且多所讚美。由是可見,韓、柳二人對於陽城的評價,大致是相同的。而二人對於太學事件的態度,柳宗元較慷慨激昂,韓愈則有更多的感慨和對於朝廷的惆悵吧!


3. 〈愈膏肓疾賦〉主旨安在?試與韓愈〈雜說二〉比較,二人以醫理喻治國,看法有無不同?

        〈愈膏肓疾賦〉借景公與秦緩之問答引導全文,而闡發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醫生謂「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又「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說明當病入膏肓之時,無藥可救。旨在告誡君王不可有一日頹廢荒淫,乃至病入膏肓之日則良醫亦無藥可醫。

        然而當有忠心之臣聽到這樣的說法便甚覺不滿,而道「善養命者,鮐背鶴發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予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幹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其認為事在人為,只要有聖君賢相,以忠孝、信義為幹櫓封殖便能挽回劣勢。


        可以想見,柳宗元應是採取和醫生相同之立場勸戒君王。而其理在於,即便是最好的醫生,他可以看出病之所在,卻可能面臨無藥可醫的窘境,所謂「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相較之下,韓愈以醫理喻治國則顯得積極些。他認為只要能找出其脈之病,亦即國家綱紀之病,便能改善國家的種種問題。是《易》曰:「視履考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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