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種樹郭橐駝傳〉主旨安在？或謂此文學莊子，然否？
本文旨在藉「種樹」言「治國」之理。文章描述長安之人「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而其自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郭橐駝能有如現代人所稱之「綠手指」，只是因為他能「順木之天」罷了，是「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而其他人之所以不能使木活者，蓋「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對樹木的照顧，過猶不及，如此煩亂其天性，自然無法使之生長不息。
柳宗元讓郭橐駝講完木之天性，順而讓問者提出「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的疑問，蓋從「種樹之理」轉而言「治人之理」。郭橐駝說出他對於鄉里官員的看法：「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中「好煩其令」和種樹時「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相同，皆不能順其天性，讓人民自在自得地生活生存，是以「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殆。」明白點出在上位者若長期煩擾人民，則必定民不聊生。至此，郭橐駝說「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在經過一連串的敘述、說明後，他認為「官理」與「種樹之理」似乎頗有相同之處；然，此篇之旨在藉種樹之理而引發人們對於「治人之理」的認識罷。
本文的確有許多和《莊子》文本頗相似處，因而有人提出「本文學莊子」的說法。其中最明顯的是柳宗元對於郭橐駝身形體貌的描述。在《莊子》中不乏獨腳、駝背、聾盲之人，有趣的是這些人之造境往往近乎莊子所謂「至人」或「真人」的典範（如兀者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支離疏等），而在本篇〈種樹郭橐駝傳〉中，郭橐駝也是一個能夠「無為、順木之性，使木得其天年」的人，亦即柳宗元刻意塑造的「典範」。則莊子和柳宗元文中塑造的典範都長相怪異，是其相似之處。
其次，在文章形式、架構上，柳宗元此文也頗似莊子。如透過問者和郭橐駝一問一答而引出文章內涵，這樣的章法在《莊子》中幾乎比比皆是，又郭橐駝在回答時以「我之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的謙虛表現，頗似《莊子．齊物論》中的長梧子說「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的態度，又繼而提出發人深省的見地。在此一行文上，柳宗元無疑也向莊子學習。此外，〈種樹郭橐駝傳〉末尾，問者說「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養人術。」更是與〈庖丁解牛〉一章，文惠君在文章末尾說「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的行文如出一轍。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我相信柳宗元〈種樹〉一文，的確在各種面向上源自於《莊子》書的精髓。
*3〈梓人傳〉主旨安在？韓愈〈圩者王承福傳〉題其名，〈梓人傳〉為何不題其名？
〈梓人傳〉旨在由「梓人之道」講「相道」。文中的梓人本身不擅長執行細部的工作細節（如鋸木頭、砍木材等），卻長於佈局、分配工作、掌控整體工作進度，柳宗元認為執政者亦應具備同的能力，並點明「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志，而能知體要者歟！」繼而提出「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的看法；梓人，自然就是所謂的「勞心者」，在規劃好建築之大體大要後，便開始使喚眾多工人執行細部工作，他只需掌握各個大小細節，而無需動手，故能「役人」，而其他勞力者則「役於人」。
柳宗元也指出「相天下者」與「梓人」的種種相似之處，從而證成相天下者亦應「勞心」而非「勞力」。如執政之各層級官員，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而「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等。有趣的是，在文章末段，除了梓人與房子，還出現了「事主」（屋主）的角色。事實上屋主對應的是君王，梓人對應的是宰相，柳宗元認為，若屋主執意違背梓人之意，最後結果不如預期，並不能怪罪梓人。相同的，若君王不聽宰相的勸諫，則國家之隱憂需歸咎於君王之上。至此，則整篇以「梓人」喻「宰相之道」的思想已辨明矣！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題其名，子厚〈梓人傳〉則否。然此二篇文章之主角境遇不同，二位作者欲傳達的思想也並無關聯，顯然二人各有計較。韓愈之文強調王承福之「獨善其身」，是韓愈那個時代當下與眾人相異的生命態度，韓愈欲以其事蹟為文以警醒眾人，則題其姓字以為明證，是在合理不過的。而柳子厚文之中心則是自「梓人」此種工作型態的核心意義出發，那是一千古不變的「道」，只要身在這個位置上的人便須具備此種態度，則其姓名便不重要了；由是，也才能彰顯一個「宰相」的「道」是不受時空、人事限制而改變的。
*6〈舜禹之事〉主旨安在？試與韓愈〈對禹問〉相較，析論二人觀念有無不同？
柳宗元認為堯舜、舜禹之間的禪讓，雖是公天下、仁的展現，但在人民之記得／忘記之間，卻是歷代政權更迭都相同的「事」。所以他認為曹丕所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並沒有錯，因為雖然「道」不同（公天下、家天下之異），「事」卻相同（忘於民、係於民之同）。其論證認為舜之所以能將天下順利禪讓給禹，時是因為人民逐漸忘記舜的存在，就像人民逐漸忘記漢朝的盛極一時，所以禹能治天下，而曹家能得天下。
比較〈舜禹之事〉和〈對禹問〉二篇文章，明顯可見韓、柳二人對於上古政治情勢的不同理解。柳宗元從精神態度和現實事務考量，而提出仁／強／公／私之「道」，和係漁民／忘於民的「現象（事）」互別苗頭；韓愈則認為無論公天下、家天下其實都是出於對現實的考量，然無論公、私，其目標都是希望天下能安定。看起來，韓愈的理解較吸引人（較符合中文人對於古聖先賢的期待），卻也可能脫離現實；而柳子厚對於繫、忘的辨析則點出廣大人民感受對於政局的影響，頗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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