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柳子厚〈論語辯〉下篇對《論語．堯曰篇》的解說是否可從？在他筆下的孔子與韓愈筆下有無不同？（請參看〈柳州文宣王廟碑〉、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柳宗元指出〈堯曰〉篇體例上和整部《論語》之不同，的確頗有可觀之處。《論語》基本上都在紀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對話，然而在最後一章節〈堯曰〉中卻以堯、舜禪讓之辭開端，不知是否別有用心。柳宗元觀察到這一點，便在〈論語辯〉中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孔子周遊列國皆不能為君王所用，而孔子必須看著人民受苦受難，「而己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所以柳宗元借堯、舜禪讓之辭和當代君王的態度相比，以古諷今，而明己志；從而凸顯君王不能任用賢人、傴拊百姓之弊。雖然這種說法在歷史上找不到根據（沒有注家如此註解），《論語》中也沒有這樣的說明，但這樣的說法基本上沒有違背《論語》一書的本意，甚或更能闡發孔子的觀點，我認為此說可從。
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裡對於孔子的描寫是莊嚴而崇敬的，子厚乃借修廟之事直寫他對於孔氏所傳之「道」的理解和態度：柳州民風剽悍（「古為南夷，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直到唐朝時，上位者宣揚孔教始得改善。文章後半，新廟落成時，子厚寫道：「昔夫子嘗欲居九夷，今夫子去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短短幾句將儒家提倡者都帶到，從「本於儒」而「忠、孝、禮、義」，而以「巍然炳然」形容「儒道」，且希望「臨而炙之」，是其對儒道極力的推崇。寫自己「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茍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在在顯現對於孔子的崇敬，「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虔誠、謙卑而自省的態度，更凸顯出孔子的莊嚴、崇高，的確是「聖人」的形象。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祭祀的角度來寫孔子。其謂孔子「不得位而得常祀」，乃是因為他的德性；接著寫新廟廟壁上之圖畫、廟中置講堂等，乃是追懷先德、繼續施行、延續孔子之志，以明孔子地位、形象。比較兩篇，私以為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較之韓愈此文，更能顯現孔子莊嚴、肅穆，有文、武、周公的氣度與承擔的形象。後代評論韓文是「寫得好」，但關於孔子「聖人」的形象描繪，單就這兩篇文章比較，似乎不如子厚。
2〈晉文公問守原議〉有無借古諷今之意？其篇末云：「吾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取義何在？
〈晉文公問守原議〉是柳宗元極力貶斥之晉文公未能在廳堂正室處理國事，卻在私底下詢問宦官對國家大事的意見，而對後代造成不良示範。首段直指晉文公「謀及媟近」、「私議於宮」、「獨謀於寺人」、「定於內豎」之過，中段則以齊桓公之霸業與之相比，認為晉文公「背其（桓公）所興，跡其所敗」，之所以能霸諸侯是「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並非其德能服人。於此，子厚提出後代之弊「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仔細推敲，子厚此篇蓋借晉文公之事，刺當時（中唐）宦官把持朝政、軍事大權之弊。
世子止、趙盾二人，前者在《春秋》上的記載有「弒父」一筆，後者則是「弒君」。世子止為其父熬湯藥，然許悼公（世子止的父親）卻在喝下湯藥後驟逝。論者多認為世子止並非有意毒害父親，卻是因為藥性不合而害死悼公，則史書加諸「弒父」之批判，並不在譴責其「居心」，而是「態度」。而趙盾則是未能討伐弒君之人，董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蓋此二者皆未有「積極的」弒君之舉，然其弒君之明乃因未能「積極的避免君死」，或對於「君」之生命消極以對，而被認為「弒君」。這樣的評價算是公允，而子厚亦將晉文公私議於宦人、開後世之惡風等同而論，進而諷刺當朝朝政，是其取義所在也。
3〈桐葉封弟辯〉何以不據《史記．晉世家》立論，而以《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君道篇》為立論基礎？又，韓愈〈論捕賊行賞表〉亦言桐葉封弟事，請比較二人觀點異同。
〈桐葉封弟辯〉一文的力道在於駁斥前人的觀點、提出新的見解，前後對比才顯現出文字的張力。柳宗元深知此行文之技巧，故在文章前半以《呂氏春秋》、《說苑》為立論基礎，則故事中主要被批判的對象便成了古代聖人——周公，可以想見「批判周公」跟「批判史佚」造成的效果，前者必定大於後者，則〈桐葉封弟辯〉一文達到「語出驚人」之效，柳氏的目的便達成了。然而柳氏為了忠於史實（《史記》），在最後一段讓文意轉折，而提出「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的疑惑，並最終表示「是直小丈夫垂夬垂夬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 故不可信。」
讀者基本上可明白看出，柳宗元早就知道正史所載，那個促成桐葉封弟的人應是史佚，而非周公，則何須大費周章批判一個錯誤的對象？是有意為之也。如前所述，子厚不但借題發揮，且這個「題」是周公的言行，非同小可。是故其以《呂氏春秋》等為立論基礎，不過要說說自己想說之事，發發牢騷罷了！
韓、柳二人對於桐葉封弟之事，因著眼點不同，亦有不同見解。韓愈在〈論補賊行賞表〉中，為說明「守信」之必須與重要，故引了大量關於守信的故事為例證，其中桐葉封弟便是一件。然而柳宗元卻是秉著孔子所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的觀點看待此事，是則柳氏認為「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這番話不但明白指出「遂過」之錯，也是更進一步解決「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中「不守信」的問題。他認為針對「不守不義之信」應該承認「亂給承諾」／「戲言」之錯，才真正解決問題；若「守不義之信」，則只是錯上加錯罷了。比較韓、柳二人，基本上韓愈只是舉例說理，本就缺乏深思熟慮（文學史上往往有許多用典、舉例都只是「大致」可類比者），而柳宗元則是本著「儒道」、「中庸」的標準看整件事情，思想完備周密，從而能夠提出更精闢的看法。
4子厚〈封建論〉主旨安在？文中論生人之初，與韓愈〈原道〉論古之時之觀點有無不同？
〈封建論〉旨在探討封建、郡縣制之間的利弊得失，並且傳達柳宗元自身對於郡縣制的認同。蓋柳宗元認為文、武、周公石皆施行封建，乃是「勢」之所趨，故「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在論證過程中，柳氏從「生人之初」談起，說明為什麼封建是「勢」，接著再比較西漢同時實施封建和郡縣制度的結果，從當時「有叛國而無叛州」、「有叛王而無叛吏」的狀況證諸封建之不宜。除此之外也處理了「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 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此種對於郡縣制度的質疑。他論證封建之敗，敗在制度而非政策，但郡縣之敗則敗在政策而非制度，說明實行郡縣制度之當然。且秦朝行郡縣「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氏蓋以此種種論郡縣之當行也。
柳宗元為了討論封建之「勢」，而從「生人之初」談起，對此，韓愈在〈原道〉中亦有論及。蓋柳氏認為，生人之初人民幣虛假外物而生，然「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某部分而言，柳宗元探討到「爭」的概念，和霍布斯論人類之「自然狀態」為一「戰爭狀態」有些類似。）蓋此「能斷曲直者」便是韓愈〈原道〉中所謂的「聖人」。〈原道〉：「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蓋韓愈所為「人之害多矣」大致和柳氏所謂「爭而不已」相同，只是韓愈認為聖人出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並未提及分封裂土之事，亦是兩人著眼點不同、欲論者不同而有不同的闡發，但其對於生人之初／古之時的認識，大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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