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錢志熙先生在論文中許多地方皆顯示出其對於東晉詩歌的態度──偏離正統的詩歌傳統、不如漢魏詩歌那樣感蕩人心。
「玄言詩中的美,是虛靈之美,足供玩賞,但不足以感人」(頁 365)、「他 們十分注重聲韻、詞藻之美,但因為沒有深沉情感的寄託,所以使這種美頗似鏡 花水月」(頁 366),他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在於東晉文人缺乏「詩性精神」。 「(東晉文人)似乎是冷靜地看世界,可實際只是玄靜地『觀察』他們心目中先驗的道。審美活動也正是建立在這種靜觀的基礎上,甚至可以說是以此為內容」、 「東晉詩人常於塑造形象,但不善於抒發感情。不擅長餔發感情並不是沒有技巧,而因為缺少激情。在統一的人格模式之下,個人的生活感受,尤其是生活遭遇,是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的」(頁 375)、「所以玄言詩、宮體詩等偏離詩歌藝術原則 的文學現象的出現,歸根結柢還是因為他們的作者群體缺乏詩性精神」(頁 374)。
錢先生並未明確說明何謂「詩歌藝術原則」或「詩性精神」,但是根據他的論述脈絡可以大略知曉其所指為何,然而這樣的論述中卻清晰可見預設的立場和價值判斷,是否失之偏頗?
答:
從開放的角度看,我們能夠說東晉詩歌有異於前朝的特色,使其詩作看起來更客觀,缺少傳統詩歌主觀而強烈的情感,然而畢竟就如錢先生析論的,東晉士 人追求的是一種群體的「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生命模式,則這樣的模式/信仰勢必反映在他們創作的詩歌之中。而這樣的詩是否違背「詩歌藝術原則」或缺乏「詩性精神」,私以為是不必多作判斷的,尤其是在尚未釐清我們對此二者認識之前。 畢竟「詩性精神」究竟是「詩人對外在的強烈感受」或「詩歌能夠反映詩人對外在環境感受/內在追求」大大影響著我們對詩歌的評價,且後者未必不比前者重要。
話又說回來,若東晉士人真的追求一種實踐性的「自然與名教合一」,如錢先生舉例《世說新語.言語》所載王羲之的行為那樣,則就我看來,「追求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生命模式」無法有效地證成「詩性精神的匱乏」,其間必定尚有更深一層的牽連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錢志熙先生在論文中許多地方皆顯示出其對於東晉詩歌的態度──偏離正統的詩歌傳統、不如漢魏詩歌那樣感蕩人心。
「玄言詩中的美,是虛靈之美,足供玩賞,但不足以感人」(頁 365)、「他 們十分注重聲韻、詞藻之美,但因為沒有深沉情感的寄託,所以使這種美頗似鏡 花水月」(頁 366),他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在於東晉文人缺乏「詩性精神」。 「(東晉文人)似乎是冷靜地看世界,可實際只是玄靜地『觀察』他們心目中先驗的道。審美活動也正是建立在這種靜觀的基礎上,甚至可以說是以此為內容」、 「東晉詩人常於塑造形象,但不善於抒發感情。不擅長餔發感情並不是沒有技巧,而因為缺少激情。在統一的人格模式之下,個人的生活感受,尤其是生活遭遇,是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的」(頁 375)、「所以玄言詩、宮體詩等偏離詩歌藝術原則 的文學現象的出現,歸根結柢還是因為他們的作者群體缺乏詩性精神」(頁 374)。
錢先生並未明確說明何謂「詩歌藝術原則」或「詩性精神」,但是根據他的論述脈絡可以大略知曉其所指為何,然而這樣的論述中卻清晰可見預設的立場和價值判斷,是否失之偏頗?
答:
從開放的角度看,我們能夠說東晉詩歌有異於前朝的特色,使其詩作看起來更客觀,缺少傳統詩歌主觀而強烈的情感,然而畢竟就如錢先生析論的,東晉士 人追求的是一種群體的「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生命模式,則這樣的模式/信仰勢必反映在他們創作的詩歌之中。而這樣的詩是否違背「詩歌藝術原則」或缺乏「詩性精神」,私以為是不必多作判斷的,尤其是在尚未釐清我們對此二者認識之前。 畢竟「詩性精神」究竟是「詩人對外在的強烈感受」或「詩歌能夠反映詩人對外在環境感受/內在追求」大大影響著我們對詩歌的評價,且後者未必不比前者重要。
話又說回來,若東晉士人真的追求一種實踐性的「自然與名教合一」,如錢先生舉例《世說新語.言語》所載王羲之的行為那樣,則就我看來,「追求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生命模式」無法有效地證成「詩性精神的匱乏」,其間必定尚有更深一層的牽連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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