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詩選讀｜分組報告（二）｜論〈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並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兼論擬作中的抒情自我問題〉的疑義與貢獻

壹、貢獻

        近代學者對於六朝詩作的研究不可謂少，「擬作」作為六朝詩歌的一個重要成分，向來也是研究者關注焦點。而從明清大多數評家對於六朝擬作的貶斥，到五四以來學者對擬作的輕視，乃至於近年諸多學者開始重視擬作的美學特質、文學史價值，進而形成各種論述，凡此評論、觀點的轉化以及其間的辯證，無不說明了六朝擬作本身具有高度的「歧義性」，兩極的評價轉變也意味著當代學者還有很大的空間為其尋求文學史的定位；更重要的，如何定位六朝擬作意味著我們如何看待其後二千年，那些受其影響的文學作品。

        本文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專注於謝靈運擬作〈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時「神入」及「賦形」（梅家玲先生語）所涉及的文學批評內涵，並探討該擬作中「自我」的展現，從而將之納入近代學者「後抒情」的理論脈絡中。整體而言，本論文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有下列幾點：

      一、標舉〈擬鄴中集〉先於《文心雕龍》將鄴下公讌諸作視為「足以體現建安風骨」的地位。

        在鄭毓瑜先生探討鄴下文士如何展現「建安風骨」的論述裡，主要引用《文心雕龍》「述恩榮，敘酣宴」的說法論證鄴下文士的真實生活景況，藉以說明「公讌諸作」才是真正的「建安正格」。然而許銘全先生卻指出「述恩榮，敘酣宴」這樣的場景早在謝靈運〈擬鄴中集〉中就出現了。他站在梅家玲先生討論〈擬鄴中集〉美感問題的基礎上，認為謝靈運已然透過「大序——小序——擬詩」此種行文結構代替鄴下文人說出他們生活的真實景況：在背負自我過去的同時面對曹魏父子宴歡享樂的生活，且是中國歷史上君主與臣子之間最近乎「平起平坐」的君臣關係，則《文心雕龍》所謂的「述恩榮，敘酣宴」其實只是符應了謝靈運展現在〈擬鄴中集〉中的觀察。

      二、承上，將〈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并序〉從單純的文學書寫提升至文學批評的範疇。

        許銘全先生進一步指出，謝靈運在〈擬鄴中集〉詩作中展現其對於鄴下文士的理解並將之以「代言」的方式寫於擬作，亦即梅家玲先生所謂「神入」與「賦形」的過程，實際上其內容有許多部分並未見於先前的典籍，而是謝靈運自己的判斷、詮釋；簡言之，上述謝靈運所描摹鄴下文士「述恩榮，敘酣宴」的場景實是一種「抒情式的批評」（可能與「印象式批評」相對，作者並未言明）。本文雖只關注於〈擬鄴中集〉中文學批評義涵的探討（僅六朝詩歌之小小一隅），但在往後的學者若能更進一步大量探討六朝擬作乃至代言等文學體式中「批評」的義涵，則本文之貢獻並不可謂不大。

      三、明確地探討〈擬鄴中集〉與建安文學之間的互文關係，並從中得到具有說服力的結論，為往後的學者示範了文本之間「互文性」的重要及其所造就的，文學作品之更大的詮釋空間。

        作者在論證〈擬鄴中集〉文學批評內涵的過程中，大量關注與該作品相互關涉之文本，以類似「取交集」的方式觀看謝靈運「選擇」那些舊有文本，又「剔除」那些，進而討論他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建構」一幅屬於他心目中「鄴下文人」該有的樣貌；不單關注於「相同（互文）」的部分，更關注於「不同（無互文）」的部分，以證成作者所謂「文學批評」之說。

      四、析論擬詩在唐朝前、後的評價轉變，藉著探討〈擬鄴中集〉中「情」符應的標準區分出「前、後抒情觀」，以此將整個中國文學都納入「抒情傳統」的理路中。

        歷來批評家對「擬作」的態度兩極，而又可以唐朝作為分野。許先生在文中以「前、後抒情觀」的不同為這種現象提出解釋，換句話說，即便是六朝公讌、擬、代等作都是「抒情」的，只是標準不同。以〈擬鄴中集〉為例，他同意梅家玲先生所謂「主體間生命印證的同情共感」，但更進一步指出：

這份屬於擬者本身的同情共感並不「展演」於文本之中，而是文本之外為我們所體會。真正展演於文本中的情感有二，一為前文所提及的抒情式批評。⋯⋯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擬作中所展演出來的情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情感型態。[1]

所謂普遍意義的人類情感型態，也就是「嘉會寄詩以親」的「群」的概念；作者以是認為擬作在唐朝之前評價甚高，緣出於此，並將唐以前的批評觀稱為「前抒情觀」。當然，我們都知道唐以後的批評家卻往往認為擬作「不真」、「無情」等，使得六朝諸作在唐以後的評價一落千丈，作者則以「境遇」的提出、被重視解釋，並將唐以後「抒情寫志的歌詩傳統」稱為所謂的「後抒情觀」。而此種「前、後抒情觀」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為「抒情傳統」理論開出新的面貌、提升該理論的包容力，是其貢獻所在。

貳、疑義

        一套理論／詮釋的提出，其貢獻愈大、開創愈多，則遭受的挑戰和質疑必然愈多。許銘全先生〈謝靈運〈擬鄴中八首并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兼論擬作中的抒情自我問題〉一方面針對〈擬鄴中集〉做出全新的解釋，並將之歸入高友工先生所謂「抒情式批評」的範疇中，另一方面則延續陳世驤先生提出「抒情傳統」以來的各種討論、發展，進而提其所謂前、後抒情觀，並區辨其中的不同；蓋在對作品之詮釋、文學理論上各有所繼承與開創，則也必然面對些許問題，討論如下：

        一、全篇大體完善，但有些細部論證稍嫌缺乏而未證之處

        在第三節「審美認同下的經典詮釋」中論及〈擬鄴中集〉總序的擬、代二重性時，將批評楚襄王漢武帝「不文」、「猜忌」解釋成「謝靈運的聲音」，似乎過於武斷而缺乏論證，蓋此處即便解釋成曹丕之自負，而批判前朝君主，亦無不可；作者若欲將之視作靈運語，需更進一步詳細論證。且本段最末言「（上述）或許是謝靈運的語病或文理差失，但未嘗不可視為一種解讀訊息，一種可能的文本設計，而這些設計足以誘導讀者以『互文』的閱讀觀點尋求其『含義』」，看似合理，但對於文本的疑義處理其實失之草率。

        二、在預設前提下（抒情傳統）討論前後抒情觀，作法有待商榷

        本文最末段處，藉著提出抒情觀念的轉化解釋〈擬鄴中集〉在文學史上的兩極評價。然而此論述乃建立在「中國文學是一種抒情的傳統」的前提之下，探討「抒情的內涵」以及各時期人們對「抒情」的不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未確認其對此前提之認同，則讀者必須意識到其所做的推論，必須在此一前題下方能成立，畢竟中國文學傳統本不限於抒情的範疇。

        三、結語

        雖然本組針對此論文提出上述二處疑義，然而瑕不掩瑜，本文之貢獻、對於後人的啟發應遠大於上述疑義；種種觀點、詮釋的提出無疑更確立了〈擬鄴中集〉乃至於整體六朝詩作在文學史上的評價及地位，且其藉〈擬鄴中集〉點出「經典變革反映我們自身文化的變化」，說明經典並非一成不變，端看當代人如何理解、形成詮釋，更提醒我們以謙卑的心面對文本，探討其中的可能並不斷修正自我的理解。

---

[1] 許銘全〈謝靈運〈擬鄴中八首并序〉中的文學批評義涵——兼論擬作中的抒情自我問題〉。